首先要介紹一下，在這個年代，有一個很特別的組織。

前幾年，文|革初期的時候，掌握各大中學校領導大權的不是教育局，而是“文化革命委員會”（簡稱：“文革委”）或“文化革命委員會籌備委員會”（簡稱“文革籌委會”）。

而文|革|委的成員中高幹子女往往占到文革委成員中的半數以上，而且，往往文|革|委的主任和半數以上的副主任都是由高幹子女擔任。

後來，紅衛兵運動興起，文！革委又改名叫“官辦紅衛兵”。最初成立的官辦紅衛兵都執行了“血統論”組織路線，只有出身“紅五類”（革命幹部、革命軍人、革命烈士、工人、貧下中農）家庭的子女才允許加入紅衛兵，所以，一個學校中能被批準加入紅衛兵的大概只占全校學生的30%左右。

雖然上面領導在重大會方上也反覆強調，這類權力機構要像“巴黎公社”那樣，必須實行全面的選舉制，候選名單，要由革命群眾充分醞釀提出來，再經過群眾反覆討論後，進行選舉。但事實情況是，這一時期，北京和全國的大中學校中，極少有學校按《十六條》的要求進行過“巴黎公社式”的民主選舉，絕大多數文革委和文革籌委會都是由工作組操縱成立的，尤其是文革籌委會，顧名思義，其主要職能是“籌備”，是負責組織文革委的民主選舉活動，但這類機構在“紅八月”裏通常都沒有進行過任何與“籌備”有關的工作，儼然成了學校的權力機構。

也就是說掌握學校大權的就是這個文革委，簡單的說就是高幹子女。這些受到其家庭過度寵溺，養成了現代版的“高衙內”性格的高幹子女，是一些仗著父母權勢什麽惡事也敢做的“惡少”、“惡女”。

李慧蘭班上就有這麽一位高幹子女，名叫高峰。他的父親是上海市市長，母親是文化局的副局長。因為仗著父母的權勢，高峰在學校裏經常欺淩同學，課堂上挑釁老師。為了自家的安全，李慧蘭對他的挑釁通常都是睜一只眼，閉一只眼，不作理會。

前幾天，她上完課，就中專學校旁邊的小學接女兒，卻怎麽也找不到人，後來在學校拐角處，正看到高峰帶著幾個革委會的小年青正在欺負她的女兒。

李慧蘭雖然柔弱，看到這一幕，氣炸了！身為一位母親，怎麽能容忍別人這麽欺辱她的女兒，平時的理智和善，頃刻之間化為烏有，三兩步就跑上前，板著面孔，制止他們的形為。

高峰這些人在家就是個土皇帝，怎麽可能聽她一個老師的話，依舊笑嘻嘻地沖上前抓柳雲英的手，李慧蘭立刻撿起地上手腕粗的木頭，舉起來就是一頓猛打，把他們打得屁滾尿流，捂頭逃竄，好不狼狽！

有的跑來，咒罵威脅她，有的找工具反抗！

可，這些人到底只是一群未成年孩子，平日裏在家就是衣來伸手飯來張口的主兒，哪裏及得上李慧蘭一個長幹重活的成年人呢，再說李慧蘭這時候就跟瘋了一樣，不僅聽不進去，甚至連理智也丟不，他們這些人根本沒有招架之力。

這件事，從表面上看，李慧蘭是贏了，可卻遭到了他們瘋狂的報覆。

第二天，高峰就帶著革委員的幾個成員，在李慧蘭下課回家的時候，趁她不備，把她打暈擄走。關到一間較偏僻的教室裏毒打一頓，李慧蘭頭上的傷就是被他們一群人抓著她的頭發往地上狠命地撞留下的。

柳建黨在外面找了一夜，第二天早上，才在學校這間教室裏找到了只剩下半條命的她。

李慧蘭就躺在地上，旁邊棍棒峰物扔的到處都是，她當時還發著高燒，人已經昏死過去了，頭上全是鮮血，頭發都變了色，流下的血染紅了她的半邊沒有一點血色的臉，她的兩根手指硬生生被人踩斷了。她的兩條腿也被人打斷了，膝蓋上面還有被拳打腳踢的痕跡，青一塊紫一塊，十分嚇人。

她的嘴裏不停地往外吐鮮血，甚至牙齒還脫落了兩顆。頭發更是被拽掉了好幾撮，淩亂地扔在地上。

她的整個人就像躺在血水裏一般，殘忍極了。

柳建黨看到這一幕就像瘋了一樣，一點也不敢動她，就怕這一動讓她加重病情，柳雲英也跟著爸爸一起找人的，也被嚇得哇哇大哭。

好在他們找到的比較急時，人還是搶救回來了。

可是，高峰等人依舊沒有解氣，沒有打算放過她們一家，第二天早上命人把一箱子死老鼠放在她家門口。

老太太聽到敲門聲去開門，看到門邊的箱子，以為是建黨買的東西，忙把箱子抱進屋裏，打開箱子，嚇了一大跳，硬生生被嚇死了。

柳建黨從醫院趕回家的時候，人已經沒氣了，再也救不回來了。

所以，現在他的手臂上才綁了一塊黑布。在上海這邊，這是代表親人離世的意思。

柳三妹聽了事情始末，握著拳頭，氣憤無比。

她之前覺得陳老師住牛棚已經夠慘的了，可沒想到還有更慘的。

怪不得後世的那些老師們對這些紅衛兵總是恨得咬牙切齒，原來根在這裏。

她站起來，在病房裏不停的踱步，腦海裏不停地思索，尋找解決辦法。

高峰家在上海勢力非常龐大，要想告到他，那是難上加難。

像後世那樣通過一條新聞，一條微博或是幾組艷|照就能讓大官倒臺的事情，在這時代根本不可能實現。

因為這時代的電視，廣播和報紙全都是由國家統一審核之後才發出的，根本不可能有人敢發這樣驚天醜聞，再說，這樣就把三叔一家擺到明面上與高家作對，贏了還好說，輸了的話，一定會被他們瘋狂的報覆，她不能冒這個險。

現在還是1975年，四人幫還在當政，全國都在搞左傾主義思想。他們的追隨者甚多。高峰的父親應該就是其中的一員。否則，頭不會能任這麽大的官職。

所以，上告這條路子也行不通。

但中國最大的領導人卻不是他們，而是主席。

回想起主席的一生，是他把生活在舊社會的農民群眾團結在一起，把侵略者全部都趕出了中國，農民真正實現了當家做主的理想，國家也結束了長達近兩百年的動蕩不安。

他是一位偉人，縱使在文革之中犯了錯，可他當初的出發點是好的，卻因為身體衰弱而被以她妻子為首的四人幫利用。

即使後來得到平反的領導人，對他也是給了客觀的評價。雖然他在晚年犯了嚴重的錯誤，但是就他的一生來看，他對中國革命的不可爭論的功績遠大於他的過失，他的功績是第一位的，錯誤是第二位的，他仍然受到中國人民的崇敬。

她曾經讀過他的語錄，有一句她覺得他說得很有道理，不打無準備的仗！

她現在必須把高峰的罪行，讓上面的人知道，必須從輿論上打敗他們！

而，她現在有什麽優勢呢？

她最大的優勢就是有隨身空間，還有她的錢多。

而打敗一個大官，最好的方法就是把事情鬧得人盡皆知，把他們的醜態暴露給更多的人看。

想到這裏，她心中已經有了一個好辦法。

心中有了主意，柳三妹就不再跟著長嗟短嘆的了。

她看著三嬸的情況，關心地問三叔，“三嬸全身都檢查了嗎？”

三叔一臉疲憊的回道，“兩條腿都斷了，醫生說需要手術，要不然有可能會殘廢。”

柳三妹想了想，立刻從書包裏取出了錢，一共有兩百二十塊錢，都遞給他，三叔卻沒接，驚訝地看著她，“你這些錢哪來的？”

柳三妹想了想找了個穩妥點的說辭回他，“這是我大姐和二姐給我的錢，本來想讓我幫她們從上海帶衣服和手表的，可我覺得三嬸這事更重要，衣服什麽時候穿都行。我大姐二姐她們應該也會同意我的做法的。”

三叔想了想，“還是問下你大姐二姐比較好，畢竟她已經嫁人了。”

柳三妹搖了搖頭，“不用了，發電報一來一回地不僅耽誤時間，還要另外花錢，這事我做得了主。”

柳建黨想了想還是接受了，現實的殘酷讓他不得不自私一回，“這錢就算我借她們的。”

柳三妹點點頭，倒也不在意，這個三叔人品很正直，跟柳家其他人簡直就不像一家人，也不知他是怎麽長得這麽正的，難道是因為他骨子裏頭就比較正，所以才能出淤泥而不染？

她仔細問三嬸，都有哪些人受過高峰的折辱？

三嬸把自己知道的全部告訴她了，只是她是個不愛管閑事的性子，所以知道的也才只有三個人，柳三妹想了想，按三嬸給的三個人的資料，分別找到他們，又從他們口中得到更多的資料。

集齊了十三個受害者，柳三妹學著後世在報紙上看到的文章。

起了個特別有噱頭的名字---我要死了！你們也快了！

文章中寫道：她以一個游客的身份，想在臨死前回到自己的母校回憶自己的年青時代。卻遇到一群青年正在毆打一個小學生。甚至連小學生的母親也一起打了，再然後，她聽到許多學生的議論這些打人者令人發指的殘忍事跡。

這些人曾經對許多位老師進行花樣百出的肉體折磨和精神虐待。殘害了許多無辜的家庭。他們的罪行罄竹難書，他們的殘酷冷酷讓自己這個將死之人不再留戀人家。

她痛惜自己曾經美好的回憶被這些人所玷汙。

接著她指明道姓的說出這些人的姓名，年齡，身份和家庭背景，指出他們官二代的身份，又指出來，學校是培育國家搖籃的地方，卻由這些人統治著，祖國的未來她深深表示堪憂。

最後寫道：我要死了，你們也快了！因為他們這些劊子手不會放過你們這些善良無辜的文人。

她顧不得暴露自己的身份，回到三叔家，就把空間裏的筆記本電腦和打印機拿出來。

把稿子打印出了三十萬份。

空間裏的A4紙幾乎被她用光了，可她一點也不後悔，在這個時代她一直活得這麽小心翼翼的，她痛恨自己的軟弱，連保護自己的親人都做不到，她活著還有什麽意思？

她必須反抗！她要把這些人的罪行揭發出來，讓他們無法在陽光下行走。像過街老鼠一樣人人喊打喊殺。

她回了趟方家，找到方訓，方訓因為過幾天要帶方琪和她對象一起到北京認門，所以還沒回去。

柳三妹請他幫忙在北京派發這些紙張，方訓看著這個渾身充滿戾氣的女孩，十分的痛惜。這麽善良的一個人，已經被逼到這個地步，他看著都難過。

方訓答應幫忙，拿走了五萬份。柳三妹又給了他一千塊錢，請他專門找人在夜裏，往各家各戶派發。別連累到他。

她雖然很憤怒，可不代表她沒有理智，她自己可以有事，卻不能連累別人跟著她一起遭殃。

她出事了，頂多沒有機會再找到含翠空間，可她的魂魄還是可以回到自己的身份裏去。並沒有真正的死去。

報著這樣的心思，她才敢大幹特幹，絲毫沒有顧及自己的安危。

方訓看她還算理智，也就放下了心，當天晚上就帶著半麻袋的A4紙坐著火車回北京了。

而柳三妹也在上海郊區找到了合適的人，出了重金，讓他們晚上一個人負責一片區域，挨家挨戶的把宣傳單塞在人家門口。

一夜之間，全上海的人都知曉了。

也把一直準備買些次品貨回去大幹特幹一場的陳天齊給驚動了。

柳三妹一連好幾天都沒回招待所，她明明說是看她三叔的，可這天晚上回來的時候，她渾身上下充滿戾氣，陰沈著一張臉。

陳天齊想到今天他在淮國舊那裏聽到許多人在討論的事情，他直覺告訴他，這件事情與柳三妹有關，無他，只因為她的膽子特別大，人還特別講義氣。

要是她三叔家真的出事了，以她的性子絕對不會袖手旁觀的。

陳天齊拉著柳三妹出了招待所。

雖然他們開了兩間房，卻不能在一間屋裏說話，一旦被人發現，絕對會給他們冠上“作風不正經”的壞名聲。

出了招待所，兩人走了好遠才找到一個公園，避開人群。

陳天齊把自己的猜測問出來，柳三妹倒也沒有否認。她心裏頭是認定陳天齊會幫她的，就像以前一樣。只要她喜歡的東西，他冒著危險也弄來給她。

陳天齊聽到她的計劃，沈思了半天，才有些擔憂的說，“這事很大，你的這種做法恐怕不可行。”

柳三妹何嘗不是如此想的呢？可，她還是抱著一絲希望。

陳天齊一時之間也想不出好辦法，但是他覺得自己總得幫她做點什麽。

陳天齊把自己買來的東西，全部打包放好，去郵局寄回村裏，名字寫得是周強，裏面附了一封信，說自己有事還要過些日子才能回去，這些東西請他暫時代為保管。

他相信以周強對他的好一定不會昧了他的東西。

第二天，柳三妹和陳天齊就告別了三叔三嬸，坐著火車，請神識通過靈力幫她找到一些品性好的人，給他們錢，讓他們用同樣的方法派發到他們的家鄉。

下了火車，他們每到一個城市就找到城市底層的人，他們為生活所累，給些錢或吃的，他們全都樂意幫她派發。

僅僅十來天的功夫。

北京，上海，天津，廣州，武漢，杭州，南京，重慶，成都，合肥，南昌這些地方，他們跑個遍，因為沒有介紹信，他們夜裏只能睡在橋洞，幸運的是，現在是五月份，天氣不冷不熱，倒也沒受太大的罪。

為了保護自己的行蹤不會暴露出來，他們每到一個地方就讓和他們差不多年齡的男孩女孩幫他們倆買火車票，現在的火車票只有發車時間，地點，根本沒有頭像和身份驗證。所以，根本不用擔心會被查出來。

而，他們每次乘車前都會特地喬裝，盡量不讓火車上的服務員認出來。

柳三妹的一封“臨終遺言”沒想到像一把火滴進了油鍋裏，立刻激起了廣大市民的普遍憤恨，一時之間，高幹子女紅衛兵成了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

高峰沒有想到，一夜之間，會有這麽多人知道他的所作所為。

他出去就會被人指指點點。連家裏的老爺子都知道了，勒令他安安份份地呆在家裏，哪也不能去。

他媽媽也寸步不離的跟著他，讓他煩不勝煩。

幾天過後，高峰的爸爸接到了北京那邊的電話，嚇得他血壓升高，差點被送到醫院。

高市長連夜帶著兒子，坐火車去北京，準備向上面領導負荊請罪。

國家在兩個月後，讓這些高幹子女進入部隊，去了該年春季和冬季征兵的大量名額。

這些高幹子女群體從此退出文革紅衛兵運動。

柳三妹對這個結果很是失望。後來聽別人聊天時，她才知道，這樣的事情其實在1967年的時候就已經發生過，當時被鬧得挺大的，史稱“二月戰爭”。當時的處理結果就是這樣輕輕落下了。

柳三妹挺惱火的，當時只記得查1973年及以後的歷史，根本沒有往前查。

看來，這條路子是行不通了，想到高峰那夥子人很快就要去當兵了，他們這些人一旦入了部隊，因為有父輩們的人脈關系，肯定能往上升，到時候，一定會有更多的人受到他們的迫害。

柳三妹和陳天齊重新坐著火車回到了上海。

到了上海之後，她特地到郵局給她二姐發了電報，請她幫忙到學校裏替自己和陳天齊請假。

辦完這件事情以後，她沒有準備去找三叔三嬸，怕給他們帶來麻煩。

因為她和陳天齊的介紹信，上面的日期已經過期了，住宿肯定是不行了，所以他們依舊是要住在橋洞下面，吃的東西是陳天齊一大早上到黑市買的，不是她們上次去的黑市，而是早黑市，就是打一槍換一地兒的那種小商販聚在城中的一條路上擺攤。

這些日子，柳三妹一改之前冷淡的態度，對陳天齊充滿感激之情。

因為這事鬧的挺大，各地的兵團都派了人到城裏巡視，柳三妹好幾次差點被抓到，要不是有陳天齊幫忙掩護，她恐怕早就被抓住了。

她這些日子，向黑市的人打聽到高峰家的住址。那塊是軍屬大院，門口有專門打著槍站崗的士兵。

柳三妹他們根本無法靠近。

柳三妹只好陳天齊幫她去醫院看看三嬸的情況，自己躲在空間裏守在大院門口。

很快，一直悶在家裏的高峰憋不住了。

他明天就要被送到部隊裏去了，他想在臨走之前和他的那些狐朋狗友到國營飯店裏聚聚。

因為他爸不放心，就派他的秘書陳衛國跟著，這個人柳三妹只看一眼就想起來了，他是當初去給吳國中老師送火車票的人，她當初對他的映象可是非常清楚的。

這麽會裝逼的一個人，不想記住都不可能吧！

現在，他就開著一輛吉普車，載著高峰和他的那些狐朋狗友到為民飯店來了。

這個飯店離淮海路的那家醫院特別近，陳天齊從裏面出來的時候，剛好看到柳三妹騎著自行車，追在後面。

陳天齊不知道柳三妹是從哪裏變出來的自行車，看到她兩只眼睛緊緊的盯著前面的吉普車，連忙跟在後面。

直覺告訴他，柳三妹一定在謀劃很大的事情。

果然，等那些人從吉普車裏出來，到為民飯店的包廂裏時，柳三妹也趕緊把自己早上特地從百貨大樓買來的自行車給鎖上。

跟了進去。

她點了幾個菜，一直坐在大廳裏，不動聲色地盯著那個包廂的門。

這個點了，為民飯店的人並不多，柳三妹趁人不註意的時候從空間裏拿出一瓶茅臺，打開之後往裏面加了點料。

然後重新蓋上。拿著瓶子，推開包廂的門。

裏面的圓桌坐滿了，約莫有七八個人。

柳三妹推門進來，其中一個男孩，十六七歲的年紀，抖著腿，吊兒郎當的沖她勾手指，柳三妹忍著氣，把酒端到他身邊。

那男孩輕輕看了她一眼，一把奪過她手裏的酒瓶，站起來，給桌子上的空酒杯全部滿上。

柳三妹微微松了一口氣，離她最近的男人卻轉過身來飛快地看了她一眼，眸中精光微閃！

柳三妹楞了一下，沖他點點頭，轉身離開。

剛走到門口，突然聽到背後有一個聲音叫住了她。

柳三妹微微頓住，轉過身來。

是剛才看她一眼的男人，他微微一笑之後，“請你幫忙催下菜！謝謝！”

柳三妹沒想到這人居然還會道謝！

不過，她對這些人可沒有半點好感，點了點頭也就出去了。

柳三妹在外面，足足等了有四十分鐘，那個包廂裏的菜全部已經上齊了，半天也沒人出入，她才起身準備進去。

電視裏那種喝一口就中毒的神藥，她空間裏面根本沒有。

她只是在酒裏加了四片安眠藥，除非有人體質特別敏感的會出意外掛掉，一般是不會死人的，不過，這些人渣即使死了也沒什麽值得可惜的，她唯一在意的是她一旦死人，她會消耗掉身上的福果，那就得不償失了。

她慢慢接近那個包廂，手輕輕握在把手上，突然感覺旁邊站了一個人，驚得柳三妹的心臟差點跳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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